密集的行程讓上官正義難以入睡。 每天晚上12點以后，他就把所有手機調成靜音，強迫自己睡四五個小時。 我總是第二天早上醒來發(fā)現(xiàn)手機上有幾十個未接來電。 尋找他的人包括被綁架的家人和各種媒體。 為了不暴露自己，上官正義每次面對鏡頭都必須戴上帽子、墨鏡或者口罩。 無論如何，他都必須遮住臉的某一部分。 隱藏就是繼續(xù)臥底。
今年是上官正義從事民間反拐活動的第16個年頭。
他非常擅長隨時轉換身份和與人交談。 在互聯(lián)網(wǎng)方面，他可以是一個號稱花幾十萬買孩子的大方老板； 他可以成為別人的丈夫，試圖為他“領養(yǎng)”的孩子購買出生證明； 他也可以是一個引人注目的年輕女孩。 有男人嫉妒他。 他的三部手機上，微信提示頻頻響起，顯示有1.6萬條未讀消息。
作為這些身份的擁有者，上官正義——這其實并不是他的真名，他更多的時候是隱藏在陰影之中。 他的真實身份和他的網(wǎng)絡身份一樣模糊。 有人說他是臥底，也有人說他是反人口販賣志愿者。 他曾經(jīng)稱自己為“老師”。 在被拐兒童的家長中，他更像是一個憑空出現(xiàn)的超級英雄。
“超級英雄”上官正義感覺自己的人生似乎被封印在反拐的陷阱里。
這是他不得不說的。
虛構的孩子
今年我對買賣出生證明的情況進行了三起暗查。 與襄陽筧橋醫(yī)院事件相比，這兩起案件僅使用了出生證明號碼，在一定程度上屬于假證明。 襄陽筧橋醫(yī)院是一張完全正宗的證書——這家醫(yī)院的院長也算是頒發(fā)了證書。 首先。
這條線索首先來自短視頻平臺。
去年年底，我在一個短視頻中注意到一位名叫“小乖乖”的云南女子。 她說她可以申請出生證明。 我用喇叭和她聊天。 我注意到出生證的事情是在2014年，經(jīng)過幾年的打拐工作，我意外地發(fā)現(xiàn)很多被拐兒童都有真實的身份。 后來我才知道，有人專門買賣出生證明來洗清身份。 于是我開始在出生證買賣圈子里臥底。
我告訴“小乖乖”，我有一個“領養(yǎng)”的孩子，需要辦證才能安家。 她不信任我，也沒有給我太多有用的信息——這是臥底時常見的情況，畢竟沒人知道網(wǎng)絡背后是誰。
我沒有放棄，每隔三天就和她聊天。 聊了半年左右，“小乖乖”相信了我，還給我發(fā)了兩張認可證書。 一張蓋有“湖南省婦幼保健院”印章，另一張來自云南“玉溪市紅塔區(qū)婦幼保健院”。 她表示，這兩張證書每張售價為6萬元，買家已順利落戶。
筧橋醫(yī)院買賣出生證明（上官正義提供）
得到這個信息后，我會立即核實。 湖南、云南等地醫(yī)院反映，未找到涉案文件的載體信息，均為假文件。 當時我認為最大的可能是不法分子使用了兩家醫(yī)院的身份證號碼。 但我始終不明白，這兩張假證書是如何讓孩子安定下來的。
當我得知這是偽造證書時，我有點失望——這是一個老把戲，近年來見證賣家經(jīng)常這樣做。 不久之后，我在我的短視頻中添加了一位網(wǎng)名為“山人山媛”的山東小姐姐。 聊天后才發(fā)現(xiàn)，大姐竟然是《小乖乖》的網(wǎng)絡主播。 她知道我和“小乖乖”聊了很久，所以非常信任我，并告訴我，真正的文件她可以處理，是醫(yī)院院長親自處理的。
我很懷疑。 臥底工作這么多年，很少見到“一把手”直接介入。 與會人員多為相關部門負責人。
但山東大姐堅稱自己沒有說謊。 她報出的報價是96,000，自己保留30,000，院長得到66,000。 她甚至直言：“那個院長太黑了。”
我假裝矜持，并不急著見面。 為了催我盡快見面，今年8月底，大姐給我寄來了襄陽筧橋醫(yī)院出具的出生證明。 我在網(wǎng)上搜索了關于葉謀智院長的信息。 這位55歲的主任原是一家職工醫(yī)院的醫(yī)生。 2010年，他因“非法進行性別選擇性終止妊娠手術”受到處罰。 我不知道她用了什么方法，但是被罰款4萬元就結束了。 她甚至保留了行醫(yī)資格。
更讓我不明白的是，這位有“前科”的院長去年還被當?shù)卣u為“最美女奮斗者”。
9月12日，一位山東女士告訴我，襄陽筧橋醫(yī)院有出生證明名額，交2000元就可以辦出生證明。 我隨意編了一條信息發(fā)給對方，并給其轉了2000塊錢——根據(jù)我的經(jīng)驗，時機成熟了。
收到錢和資料后，大姐說如果我們走得快的話，三四天就可以拿到證書。 果然，沒過幾天，我就收到消息，讓我9月16日早上8點趕去襄陽筧橋醫(yī)院，說院長正在等我們。
因為是山東的姐姐推薦的，所以葉院長對我非常信任。 但她提醒我不要錄音、錄像，并說如果被發(fā)現(xiàn)的話將是死罪。 她一再保證所有手續(xù)都是真實的。 還告訴我，如果我拿到證明后衛(wèi)生部門給我回電話，我應該立即掛斷電話給她，她會教我如何處理。
解釋完之后，她叫來了一名身穿白大褂的年輕女子。 有人告訴我，她是葉院長的兒媳婦，姓李。 李醫(yī)生帶我到了七樓。 我看著她從保險箱里拿出空白的出生證明并打印出來。 打印完證明后，他從柜子里拿出一本疫苗手冊。
在疫苗接種書中，我虛構的孩子已經(jīng)接種了疫苗。
緊接著，她拿出一套住院材料讓我簽字，包括虛構孕婦的病歷、分娩記錄等，我不知道簽了多少，但最后我的手是柔軟的。 當時我就想，如果這個程序是為了明確被拐孩子的身份，那孩子的父母到死都找不到。
當手續(xù)快辦完的時候，我有點著急。 辦理證明意味著我還要再向醫(yī)院繳納6.4萬元。 我沒有那么多錢。 這時，李醫(yī)生問我是否帶了孩子。 他需要從腳后跟采血，否則身份證不會被提供。
因為這個問題，溝通陷入僵局，我先離開了。
4885 出生證明
生意沒做完，劍橋醫(yī)院利益鏈上的人開始著急了。 山東的大姐和我約好了。 我們見面時，她帶著她的女兒。 大姐稱，女兒是“領養(yǎng)”的，出生證明是從筧橋醫(yī)院購買的。 大姐還表示，既然你條件這么好，等生意完成后，她就給你“介紹”一個孩子。
聽到這句話，我的心猛地一跳——原來，他們除了買賣出生證之外，還涉嫌販賣嬰兒。 難怪葉院長說他的所作所為是“死刑”。 后來得到確切消息，9月份，筧橋醫(yī)院以11.8萬元的價格出售了一名女嬰，并在醫(yī)院取得了包括出生證明在內(nèi)的全套信息，并成功辦理了四川戶口。
見這件事不是辦證那么簡單，我就開始盤算接下來要怎么處理。
我繼續(xù)選擇不付款。 這樣你就可以和他們繼續(xù)僵持下去。 僵持期間，我和山東姐一直沒有說話。 我判斷他們懷疑我是便衣警察，是在試探我是否會采取行動。
經(jīng)過一個月的沉默，他們終于放松了警惕，大姐又聯(lián)系了我。 這次了解到，他們以14萬元的價格將一名女嬰賣給了廣東的一位客戶，還提供了全套的住院分娩證明和出生證明。
我以為證據(jù)足夠了，就去襄陽衛(wèi)健委舉報。 但對方不予接受，并要求我提交申訴。 我很生氣，反駁說，信訪反映的是我自己的問題，舉報的是別人的事情。 他們怎么能混淆呢？
見襄陽衛(wèi)健委沒有結果，我就直接去了醫(yī)院。
我之所以去醫(yī)院，就是為了勸葉院長自首。 結果出來迎接我們的是李醫(yī)生。 她說院長正在開會，要很久才能結束。 我給院長打電話，但他沒有接聽。
這時，我明確表示自己是一名反拐志愿者。 對方非常驚慌，連忙表示自己什么也沒做。 隨后，葉院長打電話給我，說她想見面，讓我放她走。 我拒絕了，并勸她自首。
同時，我也勸了“小乖乖”和山東姐投降，但沒有人去。
這些年，上官正義大部分時間都在路上。
原本想繼續(xù)向線下部門匯報，但又擔心當?shù)仃P系復雜——畢竟連有“前科”的葉院長也能做得這么好。 11月6日，我決定在微博上發(fā)一篇報道。 事件引發(fā)輿論后，當?shù)睾芸斐闪⒘藢ｉT工作組。 7日，襄陽市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李新橋約見我。
此后，我陸續(xù)舉報佛山、南寧等地的醫(yī)院存在買賣出生證明的情況。 看到各地開始行動，我突然想起了之前參與的河南省商丘市婦幼保健院出生證明被盜事件——當?shù)毓俜叫畔⒎Q，這家醫(yī)院丟失了4885份出生證明一次。 幾年來，我多次嘗試與當?shù)孛癖娋瓦@些文件的流向進行溝通。 然而，商丘卻一直遮遮掩掩。 最終只表示涉案人員已被判刑，具體情況并未公開。
你知道這意味著什么嗎？ 如果4885張出生證全部售出，意味著4885名兒童的身份已得到澄清。 這些兒童中有多少是被拐賣的？ 沒有人能說清楚。
趁著熱度，11月13日，我在微博上繼續(xù)詢問商丘案。 當?shù)胤ㄔ汉芸旎貜头Q，早在今年2月，商丘市梁園區(qū)人民法院就判處商丘市婦幼保健院原衛(wèi)生科科長李某英有期徒刑八年。 原副科長曹某連、丁某林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年。 被判處四年有期徒刑。 但這些出生證明去向以及有多少被綁架兒童可能永遠是個謎。
這些事情一出，國家就開始嚴厲打擊。 但近日我發(fā)現(xiàn)，雖然涉事視頻平臺立即發(fā)布了《關于嚴厲打擊非法傳播收養(yǎng)兒童收養(yǎng)信息的公告》，但相關信息依然蜂擁而至，連關鍵詞都沒有過濾。
我不明白這些平臺是如何嚴厲打擊的。
“我想成為英雄”
總是有人問我為什么要做反拐？ 其實我自己也不太明白，但這和我小時候的經(jīng)歷有關系。
我出生于1982年，我的家鄉(xiāng)是四川閬中的一個小山村。 我小時候，家里很窮，村里也很窮。 每個月只能吃一次油，每天都餓得頭暈。 有一次，老師問大家的理想是什么。 有些學生說他們想當老師，而另一些學生則說他們想當將軍或開飛機。 當他們問我的時候，我想我要做一個誠實的孩子，不能對老師撒謊。 我張口說我想當屠夫，因為我可以吃豬肉。
老師一巴掌打在我臉上，打得我眼睛里冒出了星星。 屠夫對老師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你必須背朝天留在村子里，意味著你沒有未來。
那一巴掌之后，我覺得，不，我必須做出改變。
對于那個年代的農(nóng)村孩子來說，幾乎唯一的娛樂活動就是一起看電視。 孩子看電視時可能看不懂劇情，但他們會區(qū)分好人和壞人。 有些東西，是刻在骨子里的。 我記得當時課本上有一個人物叫徐洪剛。 據(jù)說，他探親回家途中遇到歹徒，與歹徒打得你死我活，直到腸子都出來了。 他把腸子塞進肚子里，繼續(xù)追那個歹徒。
這對我影響很大。 我心里覺得，這是一個偶像，見正義就得俠義，見義勇為。
小學畢業(yè)后，我進入了初中。 這時，姐姐正好考上師范學校。 家里太窮，只能送一個孩子上學。 初中第一學期我就輟學了，讓姐姐上學的機會。
我13歲那年，一次偶然的機會，我進入了河南登封少林寺。
在少林寺，我學習了散打，感覺自己距離英雄夢想又近了一步。 之后，我就去當了一名偵察員。 但直到2003年退伍，他才成為英雄。 在廣東，我在幾家跆拳道館做過保安和教練。 我參加了一些社會自發(fā)組織的反黑錢、反傳銷活動，親眼目睹了那些犯罪分子被繩之以法。 但仍然沒有人認為我是英雄。
上官正義在四川山區(qū)長大。
2007年，我們開始關注打擊拐賣行為。 當時，我路過廣州體育中心門口，看到一個賣花的人抱著路人的腿。 路人把孩子一腳踢開，孩子過來繼續(xù)纏著我買花。 我感覺有些不對勁，這些孩子看起來像是被操縱了。 我當過偵察員，有過一些偵察經(jīng)驗，所以我決定跟著花童去一探究竟。
為了更真實，我在網(wǎng)上招募了一名志愿者“女友”，假裝成情侶，去花童聚集的地方買花，逐漸和她們走近了。 進一步觀察她們的軌跡，果然，花童們都被拐賣了。 我把收集到的證據(jù)交給了警方。 最終，6名江西、安徽被拐兒童被解救，7名犯罪嫌疑人被抓獲。
這件事發(fā)生后，沒有人獎勵我，也沒有人表揚我。 我什至不覺得自己像個英雄。 當時我以為英雄就必須流血、受傷，但我沒有這么做。 那一年，我給自己起了個名字“上官正義”。 后來我覺得這個名字太長了，就給自己起了個外號“仔仔”。 這些名字沒有什么特殊意義，只是聽起來不錯。
不久之后，我在貼吧上創(chuàng)建了一個話題：“如果有拐賣兒童的消息，請告訴我”。 我很快就收到了數(shù)千條私信——足以可見當時的買方市場和賣方市場有多大。 我記得公益組織“寶貝回家”有數(shù)據(jù)說，那段時期，我國每年有兩三千名兒童失蹤。
2009年，公安部開展“打拐”專項行動，建立“打拐DNA數(shù)據(jù)庫”。 從此，我開始在“拐賣嬰兒團伙”里做臥底。 起初，大量信息來自QQ和貼吧，線索非常模糊。 我只好請假去一一核實。
我當時還在做跆拳道教練。 在當時的廣州，說實話，只要能吃苦，就能賺錢。 最多的一個月，我就拿到了兩萬多塊錢。 那時，錢通常以現(xiàn)金形式分發(fā)。 每個月錢發(fā)完后，我都會坐在床上數(shù)數(shù)。 從2005年底到2007年7月，我已經(jīng)存了近40萬。 你想在那個年代，有40萬塊錢該多幸福啊。
但自從我開始擔任交通代理人以來，我就不得不休假。 一開始每個月要請一次假，后來每周都要請假，再后來幾乎每天都要請假。 我很尷尬，我的積蓄很快就花光了。 每次打擊拐賣，最大的開支就是交通和住宿。 僅僅驗證線索，花費會少一些； 如果算上救援的話，每次就要五六千元。
非常有趣的是，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因為需要與對手斗智斗勇，所以你會非常有成就感，很有成就感。 但救援任務完成后，我的成就感就不那么強烈了，有時甚至會感到懊惱——為什么又花了那么多錢。 當下一個線索出現(xiàn)時，我立即又跳了進去。 這么多年來，一直如此循環(huán)。
上官正一善文。 近年來，他主要靠教人寫字賺點錢。
2010年，我辭去了跆拳道教練的工作，成為一名“全職”反拐志愿者。 后來我的經(jīng)濟收入主要來自教孩子網(wǎng)上寫字。 我的學生只知道我是一名老師，除此之外一無所知。
從此，我開始冒充多重身份，臥底潛伏在多個QQ拐娃團伙中。 整個過程就是獲取線索、核實、收集證據(jù)，如果準確的話再向警方報案。 每條線索的核實時間短則兩三個月，長則一兩年。 很多時候，由于種種原因，線索中斷后，我們不得不放棄。
演戲
從2007年算起，今年是我們民間反拐運動的第16個年頭。 聽起來好像很長一段時間，但每次回想起這16年，有時我會發(fā)現(xiàn)自己什么都記不起來了。 我的生活似乎被封入了一個反人口販賣的陷阱里。
這幾年我已經(jīng)很累了。 經(jīng)濟壓力是一方面，最重要的原因是需要不斷改變身份。 很多時候，我的身份是一個有錢人。 我吃芝麻，租豪車，出門住高檔酒店，讓人家相信我有錢買孩子。 很多時候，我必須同時扮演兩個人——先是大老板，然后是大老板的妻子。
如果您同時跟進多個線索，則必須使用多個身份。 我常常擔心自己記錯了什么，從而影響整個事情。
有一次，當我臥底時，我給人販子發(fā)了一條本該報警的短信。 對方正在和我聊天，立刻就不說話了。 我很快反應過來，開始思考如何彌補。 過了一會兒，我直接撥通了電話，問道：“你是警察嗎？” 人販子生氣了，說：“你是警察。”
幸好，那人智商不高。 我謊稱是用短信試探他，他相信了我。
我非常欣賞我的演技。 有一次我約了人販子見面，同時就報了警。 對方很老實，從老家給我買了很多大米。 直到被捕前，他還在喊：“我給哥哥送米”。
大家都叫我仔仔，或者上官正義，卻沒有人知道我的真名。 這么多年，我從來沒有露過面。 接受媒體采訪時，他們只能使用我的背部或臉部的編碼照片。 我不怕報復，主要是擔心曝光后很難繼續(xù)臥底工作。 如今，人口販子越來越警惕。 我遇到的最常見的情況是，我約好見面后，對方卻遲遲沒有出現(xiàn)。 我知道對方可能在黑暗中觀察我。
因為我一向謹慎，所以至今我的身份還沒有暴露。 畢竟，做反拐的前提是不讓自己出事。 有時和人販子聊天時，我會特意提醒他們提防“上官正義”。 對方怎么會以為我就是上官正義本人呢？
自從成為反拐志愿者后，上官正義經(jīng)常不得不改變自己的身份。
這些年拐賣兒童的方式也發(fā)生了很大變化——一開始是簡單粗暴，直接在大街上拐賣兒童。 現(xiàn)在滿街都是攝像頭，這種方式已經(jīng)很少用了。 現(xiàn)在大部分嬰兒都是在網(wǎng)上銷售的，比較隱蔽。 價格男生12萬左右，女生8萬左右。 至于買方市場，以前主要集中在潮汕地區(qū)，男孩的需求量很大。 現(xiàn)在已經(jīng)沒有地域的區(qū)別了，對于性別也沒有那么多特殊的要求。
售證的圈子也在發(fā)生變化。 起初我得找關系去醫(yī)院開個證明，才花了幾千塊錢。 后來有人覺得市場有利可圖，就專門做起了這門生意。 出生證明的價格一下子漲到了幾萬元。 最瘋狂的時候，一張證書可以賣到10萬元。
2016年我在福建臥底時，了解到有團伙出售山東、湖南、河南、貴州、云南等地醫(yī)院的600份出生證明。 當獲取醫(yī)院 ID 變得困難時，有人篡改了號碼。 他們得到了真實的身份證號碼，并利用偽造身份證的人來獲取號碼。 這種方法是近年來最常用的方法。
大約兩三年前，我在對河北省某地販賣出生證明的情況進行暗查時，當?shù)財?shù)百名群眾參與其中，其中不少是公職人員。 除醫(yī)院副院長外，還有計生辦、衛(wèi)生院的人員，以及村干部、派出所的干部。 輔警。 當然，最后他們都被判刑了。
我還是想不出一個問題。 當事人持有問題的證件入住時，戶政人員為何無法判斷？
我之前遇到過一個例子。 福建平潭市民為孩子辦理戶口時，拿著湖南省郴州市汝城縣吉龍鄉(xiāng)衛(wèi)生院的出生證明。 對于這種情況，戶籍人員怎么可能視而不見呢？ 無論如何你都得驗證一下。
因為買賣出生證的事情，我給有關部門寫過建議，但還是沒能杜絕。 無奈之下，我只能頻繁接受媒體采訪，希望能夠給那些人帶來震撼。 即使他們停下來一周，也可能拯救一個家庭。
“英雄”們忙碌著
這一切都是我自愿做的，并沒有什么特殊的信念支持我。 就像有的人喜歡釣魚，有的人喜歡騎自行車，只是愛好而已。
我的家人從不干涉我，因為我很好地保護了我的隱私，他們也從未受到過威脅。 有一天，我相信我可以保護他們。 唯一的缺點就是很少有時間陪伴家人。 我在襄陽臥底的時候，從8月份到現(xiàn)在，國慶期間我只回家了4天。 多年來，我平均每個月只在家一周左右。
說實話，這幾年我已經(jīng)很累了。 每次出去（拐賣），我的大腦都在高速運轉，生怕忽略了每一個細節(jié)。 長期的壓力導致我患上了神經(jīng)衰弱。 從2016年開始，我患有嚴重的失眠和焦慮癥。 我的頭發(fā)一把一把地掉下來。 即使吃了很多藥，也不見效。 我也去看了心理醫(yī)生。 結果差點讓心理醫(yī)生說焦慮，讓我趕緊離開。
當他著急的時候，上官正義有時會躲進山里。
如果實在不舒服，我就躲在山里幾天。 只有手機沒有信號后我才能放松。
但一旦回到有信號的地方，晚上還是睡不著覺。 當我睡不著的時候，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復習我的工作。 有時我也會寫下童年的經(jīng)歷，但越寫越激動，越睡不著。 有時當我終于睡著時，我又開始做噩夢。 我在夢中追捕人販子。 我看著他們逃跑，但我卻逃不掉。 我一著急，又醒了，又睡不著了。
我對英雄的理解也發(fā)生了變化——英雄不一定要流血、不一定要受傷。 但我仍然不覺得自己是英雄，也不想成為英雄。 我只想做個正常人，睡個安穩(wěn)覺。